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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天:理解平凡生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双向伦理反思

时间:2020-10-09 10:09 点击: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肆虐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伦理学在这种极端情况面前似乎显得苍白无力。然而,这并不能否定伦理学的价值,因为伦理学的真正用武之地是极端情况到来之前的平凡生活,伦理学的优先任务不是“改造”而是“保卫”平凡生活。平凡生活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社会范围内,广大社会成员不仅享用而且认可的相对安定、满足、具有发展前景和稳定预期的日常生活方式。它具有日常性、社会性、一般性和连续性等基本特征,包含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免于绝望等基本内容。受制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大众的普遍心理以及习俗的惯性定式,平凡生活既是脆弱的,也具有内在的韧性。伦理学要尽其所能地为平凡生活编织更具韧性的防护网,弥补其脆弱方面,使之更加坚强稳固。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它所引起的恐慌、留下的伤痕、激发的思考,以及带来的改变,注定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时至今日,半年过去,新冠肺炎疫情似乎并没有收敛,在世界范围内更没有行将消失的迹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依然经受着病毒的疯狂肆虐,甚至面临着疫情的卷土重来。毫无疑问,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的伦理生活,使之从一种平常状态走向一种非常状态。相应地,疫情也在改变我们关于伦理生活的思考,使得我们必须对伦理生活的这种改变作出恰当的反应。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还必须对伦理学本身展开严肃的拷问或思考。在此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伦理反思是一种双向反思:既需要反思我们的伦理生活,也需要反思我们的伦理知识。只有当伦理知识真正捕捉到伦理生活的本质和真谛,前者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使命,才能从伦理生活的内部发现使其持久与繁荣的源头,从而为面对并战胜疫情提供一种不仅安定人心而且鼓舞士气的思考框架。
 
01 伦理学的用武之地
 
  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恐慌、匮乏和伤害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每位伦理学人总有许多话想说。我们可以正襟危坐,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似乎正迎来一次利用伦理学原理或命题去剖析伦理生活的绝佳机会。然而,在那些真实的痛苦与焦虑面前,在那些真切的无助和悲伤面前,伦理学的分析与论辩真的是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吗?真的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吗?答案并非如此。事实上,伦理学既没有阻止疫情的发生,也没有阻止疫情的扩散;伦理学既不能降低感染的几率,也不能施加有效的治疗。作为伦理学的研习者,我们或许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到伦理学的乏力和无助,第一次对这门让人引以为傲的知识类型产生困惑甚至怀疑。
 
  如果说伦理学的分析需要冷静,那么,面对这场疫情,我们无法做到冷静。在得到有效的调度和帮助之前,那些深陷疫区的人们在经受折磨和苦难。我们并不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该对他们讲些怎样的伦理学原理,又该对他们作出怎样的伦理学分析。我们应该跟他们讲讲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吗?应该跟他们谈谈康德的道德法则吗?应该向他们介绍一下罗尔斯的自由平等原则吗?抑或应该跟他们展示一下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学说?诚然,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他们正在面临的极端情况,然而,这些理论却不能实际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伦理学似乎并非我们(尤其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或者更苛刻地说,伦理学在面对极端情况时如此苍白无力,以至于变得可有可无。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们需要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反思疫情,不如说我们更需要从疫情的角度来反思伦理学。我们首先应当追问的问题是:伦理学的“用武之地”究竟在哪里?当我们探索和营造这门所谓“实践的知识”时,我们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伦理学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它为什么会在极端情况下如此苍白无力?
 
  回答这些尖锐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想一想:伦理学真的有能力处理诸如战争、疫情、灾荒这样的极端情况吗?也许这些极端情况本就不属于伦理学的“用武之地”,或者说它们本就不是伦理学最擅长处理的题材或领域。诚然,伦理学并非没有资格或必要去思考战争、疫情或灾荒,伦理学也完全可以发展或建构出各式各样可被命名为“战争伦理”“疫情伦理”或“灾荒伦理”的学说。然而,当战事正酣、疫情正猛、灾荒正严之际,那些身陷战区、疫区和灾区的人们会有心思听取这些学说吗?他们会有意愿遵循这些原则吗?似乎很难做到。因为诸如此类的极端情况意味着,一定范围内的人类社会因为极端的利益对立或严重的资源匮乏而正在向“丛林状态”倒退或逼近。在这个时候,行为者无心也无力去理解或遵从伦理学提供的规范原则;伦理学作为一种“软约束”,已不足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来遏制面向“丛林状态”的滑坡,其“软弱性”(softness)此时将会更加深刻地暴露出来。因此,在这个时候,若要避免人类社会彻底沦为丧失文明意义的“丛林状态”,我们所迫切需要的就不是某种慢条斯理的学说,而是某种组织起来的强力(organizedpower)。无论这种强力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其他组织类型,都被认为是在极端情况下更为亟须的东西。即便我们的“战争伦理”“疫情伦理”或“灾荒伦理”的具体内容并不是思辨的空想,而就是有关如何组织和运用这种强力的论述,那也必须通过诉诸强力的实际发生才能获得保障、支持和论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极端情况注定就是政府部门、医护人员冲上一线、充当主力、发挥作用的时刻。相对于其他群体,他们具备更有效的调度能力和更专业的技术能力,能在更短时间内形成更大的强力去应对危机、解决问题。此时,伦理学人及其知识供给至多堪称一种辅助力量。通过这种力量的运用,伦理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整个社会安定人心、保持希望,为缓解匮乏赢得时间,为进行反思保留空间。
 
  如果伦理学的最佳适用对象并非这种极端情况,那么,它真正的用武之地又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伦理学真正的用武之地是在极端情况到来之前的平凡生活之中。因为只有在社会状况相对安定、社会需求相对满足、社会发展相对平稳持续的条件下,伦理学所揭示的那些命题或道理才会有更多人听得见、愿意听,也才会有更多人听得进。换言之,只有在平凡生活之中,伦理学所提供的原则与要求才可能得到更广泛的遵守与执行。因此,承认平凡生活的价值对于伦理学的知识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言,具有某种预先的背景性和基础性意义。
 
  人们通常以为,伦理学并不停留于对平凡生活的描绘,而应当超出平凡生活进行规范建构。根据这种观点,伦理学的关键是通过理性的筛选与论证,为人类提供美好的生活愿景和理想的行动规则。因此,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改善”(improving),即改善行为者既有的思维、言行与交往方式,使之能够从平凡生活中获得提升、扬弃或超越,从而达到一个规范的层面,按照某种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运行。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铺就了一条“促进上升的路”:它不仅承认平凡生活与美好生活之间存在差等,而且帮助我们从生活的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迈进。然而,除此之外,伦理学还会铺就另外一条“防止下降的路”。在这条取径上,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不再是“改善”,而是“保卫”(defending),即保卫我们的平凡生活免遭恶物的侵蚀、破坏或拉拽,使之能够维系既有的效用和功能,延续其已然得到认可的那些价值或善物。根据这一视角,平凡生活在本体论上与那些被认为处于规范层面的美好生活或理想规则之间其实并无间隙。因为平凡生活自身就蕴含特定的规范要求和标准,囊括我们所持守的诸多积极价值与美好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的一种表现类型,而获得并维系这样的平凡生活本就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在这里,伦理学的关键并不是“摆脱”或“改造”我们的平凡生活,而是要“捍卫”或“延续”我们的平凡生活。正如法律知识被用来保卫既有的社会秩序、医学知识被用来保卫既有的身体秩序一样,道德知识也应当被用来保卫既有的伦理秩序,帮助我们维系生活的既有层次及其规范性。就此而言,保卫平凡生活并不意味着对规范性的放弃或遗忘,也不意味着任何犬儒或妥协。毋宁说,它本身意味着一场战斗。
 
  上述两条道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是,我们仍有至少三点理由将那条旨在保卫平凡生活的“防止下降的路”摆在优先的位置上。其一,如前所述,无论何种伦理学说,都必须以相对稳定、满足和日常的平凡生活作为展示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实践背景。如果平凡生活遭到破坏并沦为极端情况,那么任何一条伦理学取径都将难以言说。因此,为了确保整个伦理学系统的成立和运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第二条道路上,从而增强平凡生活的免疫能力,拓展平凡生活的存续时空,无疑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其二,从实践上看,只有先立足并维系既有的平凡生活,然后才能做下一步的提升和改善。我们固然向往美好、期待不凡,但是,并非每个国家或社会从一开始就可以向着完美进发。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其实仍处于艰苦卓绝的探索和积累阶段。
 
  经过数十年的伟大奋斗,我们虽然经得起风浪,但还经不起折腾。因此,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把现有的、已步入正轨的生活方式稳固下来、持续下去,保护它既不受腐败、堕落和分裂的侵蚀,也不轻易掉进盲目、傲慢和迷茫的陷阱之中。其三,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肆虐,更加反衬出平凡生活的重要性、脆弱性以及保卫它的迫切性。很多时候,谋求“上升之路”的伦理学会把平凡生活摆在一个相对平庸甚或低端的位置。然而,面对新冠病毒这种可能摧毁平凡生活的力量,急于刻画规范以求改造平凡生活的伦理学似乎总显得高傲和不近人情。毋宁说,在思考疫情的过程中,伦理学更应该选择俯下身来,体贴观察我们既有的平凡生活,看看它的问题究竟来自何方?如果是来自这种生活形式的外在威胁,则需抵制和清除;如果是它本身固有的缺陷,才会涉及改善和提升。所以,对于平凡生活来说,先“保卫”再“提升”将成为一种“词典式的排列顺序”,既不可前后颠倒,亦不可有失偏倚。
 
02 何为“平凡生活”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势下,我们似乎都能明白“平凡生活”意味着什么。至少,我们在疫情暴发之前所经历的那种普通的日常生活,可以被视作平凡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这样的日子也有诸多不便、悲伤和痛苦,但总体而言,它们并没有让我们陷入普遍的焦虑或经历持久的隔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生活相对平静,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我们彼此之间虽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对社会的基本价值仍有一定共识;更重要的,我们对于生活的前景与趋势始终保有一定的预期,并且我们会根据这种预期来计划我们的生活。因此,如果非要给“平凡生活”下定义的话,或许可以说它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和一定社会范围内,为广大社会成员不仅享用而且认可的那种相对满足、安定,具有发展前景和稳定预期的日常生活方式。
 
  首先,在最基础的意义上,平凡生活具有日常性(dailiness),涉及的是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等最自然的生存常态,以及他们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种生活既不在于庙堂之高,也不处于江湖之远,而就在市井城乡、寻常巷陌之中,往往表现为普通民众最为日常的家庭生活。用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描述“日常生活”的话来说,在这里,涉及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平常的和(乍一看来)不重要的对象”。就此而言,平凡生活明显呈现出一种“弱宏大叙事”(lessgrandnarrative)特征。这样的普通日子既不会被载入史册,也无意载入史册;它即便不是对宏大叙事的有意抗拒或消解,也常常与宏大叙事保持距离。
 
  其次,平凡生活具有社会性(sociality)。所谓社会性,不是说这种生活始终以某种社会交往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是个体性或私人性的,而是说它大多居于同“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层面。平凡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很少上升到“国家”层面,也不会专门指向政治性的公共事务。即便人们对这样的事务有所谈论或参与,也只是被视为平凡生活中的个别和偶发事件。这种生活更多涉及的其实是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层面上所说的那些经济活动或民事交往。但略有不同的是,平凡生活还包括“家庭”层面(如上所述),因而与“市民社会”不完全重叠。在此意义上,它指向的是一个除开“国家”之外的人类经验或生活范围。我们在“家庭”中的生育繁殖、劳动生产、交流聚会,以及在“市民社会”中的创业经营、分配交换、沟通聚集,都属于平凡生活的范畴之列。无论我们对它们是否给予质疑或批判,它们都构成了一个典型的非政治场域,因而具有明显的“弱政治性”(lesspolitical)特征。
 
  再次,“平凡生活”具有一般性(generality)。这种一般性当然意味着平凡生活所涉主体的范围十分广泛和普遍。但也恰恰因为这种广泛性和普遍性,使得平凡生活在基本诉求和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一般化、大众化等非精英特征。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中关于“一般知识与思想”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般性”的含义。他说:“‘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和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生活的基本价值和普遍观念不是由知识精英而是由一般民众所定义的。平凡生活从整体上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所反映出来的一般偏好。在这里,精英文化的成分不占据主要位置,其话语权也不足以渗透并彻底改变平凡生活的价值取向。因此,平凡生活具有明显的“弱精英化”(lesselitist)特征。
 
  最后,“平凡生活”还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这种连续性首先意味着平凡生活指向相对稳定、平顺甚至略带乏味的生活状态。对社会来说,这种状态也许并不排斥变化,但它表现为既有的习惯或长期的习俗。对个人来说,这种状态可以包含人生的起伏,但很少出现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戏剧化特征,更不代表着生离死别、命悬一线等紧急状态构成其中的常规要素。因此,除非遭遇战争、灾荒、疫疾等极端情况,否则,平凡生活不会轻易发生重大改变或转折。于是相应地,平凡生活的连续性还意味着它给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预期,使人们能够根据现在的情形而对未来的场景作出比较有把握的计划和研判。而这些计划和研判的落实,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预期,进一步巩固了习惯或习俗的连续性。当且仅当这种连续性被打断或打破(如同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局面那样),现有的生活常态——我们在家庭、社会层面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无论是物质方面、制度方面,还是智识方面、价值方面)——遭到削弱甚或解体,我们才会断言平凡生活的受损乃至丧失。因此,对于平凡生活来说,最大的反题其实不是“国家”或“精英”,而是“断裂”或“突变”。正是后者的出现,使得行为者即便停留在一个弱政治性、弱精英化的生活维度上,也无法继续自己的既有生活模式,更无法实施有效的生活预期。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生活必然具备一种“弱断裂性”(lessinterruptive)特征。
 
  诚然,在我们初步界定平凡生活的内涵与特征后,接下来似乎应该讨论它的外延。然而,平凡生活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概念(在特定意义上,它就是生活本身)。对于它究竟包含哪些要素,我们并不清楚,也无法做到完全罗列。但是,一种堪称“平凡生活”的生活模式究竟不能包含哪些要素,以及(相应地)不能缺失哪些要素,我们却可以通过对既有状况的反思而有所把握。当然,我们的反思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当前的社会发展和历史阶段基础上。人类生活经验的变迁以及关于生活“平凡性”的不同理解,使得我们在对“平凡生活”进行界定时不得不加上“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和一定社会范围内”的限定语。那么,就当前所处的社会状况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扰而反衬出平凡生活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平凡生活应该是免于匮乏的(freefrominadequacy),即不能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和社会职位。在疫情爆发之前,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去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基本充足;同时,尽管存在一定的就业压力,但大多数人都能谋得自己的职位,并能通过工作和劳动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社会状况总体上是稳定的、可预期的。然而,随着疫情的暴发和传播,人们在疫情初期会因恐慌心理的加剧而出现抢购和囤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又面临着停工减产以及全封闭管理而使得物资供应一时无法充分流通,人们一时无法自由出行,生活必需品的购置变得困难。即便是在疫情局部缓解之后,受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和复工复产节奏不一的影响,失业压力变得尤为严峻。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环比下降9.8%。而世界贸易组织则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32%。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面临相对匮乏的风险正在上升。
 
  其二,平凡生活应该是免于恐惧的(freefromfear),即不能缺少基本的个体权利和安全保障。在这场疫情面前,我们特别迫切地感受到病毒的危害与不确定性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和损害,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伴随着严重的不安全感。迄今为止,由于我们仍然未能完全掌握预防机制以及针对它的完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所以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依然处于紧张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减少,疏离感在增加。更严重的是,随着疫情的全球传播,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指责和猜忌也变得更加明显、频繁。在少数政客的煽动下,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也表现出更多的敌意,视对方为引起灾疫和恐惧的源头。但是,所有这些由恐惧带来的紧张感、恐慌感都在提醒我们,这并不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平凡生活,也不是我们期待恢复的平凡生活。我们对平凡生活的怀念与期许,恰恰表明“免于恐惧”属于其题中应有之义:既无需恐惧来自自然的风险与威胁,也无需恐惧来自社会的敌视与伤害。
 
  其三,平凡生活应该是免于绝望的(freefromdesperation),即不能缺少基本的发展动力和生活预期。如前所述,平凡生活的“平凡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连贯与持续。如果一种生活模式走到“死胡同”而无法继续,那么,这样的生活显然不再配称“平凡生活”。因为它是没有生命力或生长空间的:它要么面临彻底的终结,要么面临重大的改变。只有当我们还能够推进当前的生活模式,还愿意发展当前的生活模式,还可以在当前保持积极的希望去设想未来的计划安排,我们才能说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既“按部就班”而又“未来可期”的平凡生活。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突然使人们陷入某种逼近绝望的境地:原有的信任逐渐崩塌,相互的指责日益激烈,国家之间的冲突敌对甚至战争的风险已然上升。面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攀升,人们不禁怀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否已经结束?而新的时代主题又将是什么?漫长的疫情过程、不断变化的疫情趋势,使我们很难作出合理的预期和规划。所以,无论是对既有生活模式可能趋于终结的震惊与不舍,还是对目前所处情境似乎漫长无期的担忧和焦虑,都表明“疫情时期的生活”绝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平凡生活。
 
  平凡生活虽然不那么高端或深奥,但也绝不那么平庸或简单。理解何为平凡生活,根本上在于从我们已经和正在经历的生活经验出发,从我们已经和正在运用的生活常识出发,通过积累经验、尊重常识,承认人类生活方式在特定条件下的最基本的必要因素。由此,我们才能捕捉到平凡生活的重点,勾勒出平凡生活的特征,从而才可以进一步理解它为何在天灾人祸面前如此脆弱,但又每每能从灾疫之间复血重生。
 
03 “平凡生活”的脆弱与韧性
 
  理解平凡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因为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生活常识的形成需要时间与阅历,还因为平凡生活同时也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或侵蚀,因而它本身就是在起伏波动中延续和展开的。有时候,这种起伏波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遭遇匮乏、面对恐惧、濒临绝望,从而导致平凡生活的短暂停摆甚至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我们不再奢望那些美好高端的规范层面,而卑微到仅仅渴求平凡普通的日常状态,有时竟也不可得。这就是平凡生活脆弱的一面。
 
  使得平凡生活遭受侵蚀和损害,从而暴露其脆弱性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就外部原因而言,天灾、人祸以及特殊情境中的坏运气,都可以构成对平凡生活的打击或伤害。所谓天灾,是指那些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或自然变异。比如,地震、洪水、干旱、海啸、火山暴发,以及包括此次疫情在内的新型病毒或生物突变。只要它们来源于自然界但又深度介入人类社会的日常状态并带来消极影响,那么它们就构成了干扰平凡生活的外部原因。所谓人祸,是指那些长期盘踞在人类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顽疾。比如,不负责的官僚行径、不友好的犯罪活动、不公正的社会机制或不完善的治理体系等。它们并不是平凡生活的必然产物,相反,其根源更多地来自平凡生活之外的那些层面,但它们始终附着于平凡生活之上且常常试图对平凡生活加以渗透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有损于平凡生活的外部原因。所谓坏运气,是指那些始料未及但又无法妥善处理的特殊情形。其中既包括那些瞬间突发并带来严重后果的偶然事件(如车祸),也包括那些被赫斯特豪斯(RosalindHursthouse)称作“令人沮丧的不可解决困境”的情形(比如,“是请求医生通过超常规的手段为他那已经没有意识的母亲再多延续一年的生命,还是现在就停止治疗”)。这些情形当然谈不上是生活中的常态事件,它们不在我们的生活预期和生活计划之中,因此,当它们出现于我们的平凡生活并且打乱其节奏甚至打断其进程时,它们就同样应当被视作伤害平凡生活的外部原因。
 
  另一方面,就其内部原因来说,平凡生活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它难以承受上述外部因素的强力冲击和侵扰。因为平凡生活的承载主体是普通民众,平凡生活的领域主要在于家庭和市民社会层面,平凡生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主要来自寻常百姓的看法或诉求。平凡生活的弱精英化、弱政治性特征使得我们不可能从普通人的日常交往中轻松获得清晰明确的行动目标或有力统一的组织力量;而平凡生活的弱宏大叙事、弱断裂性特征则表明我们不可能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消弭普通人各自持有的价值丰富性及其偶发冲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分散和软弱始终伴随平凡生活。既然这种生活主要指普通人(而非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那么普通人有限的理性能力、有限的生存能力以及有限的组织能力就难以保证他们的日常状态在平时不会相互消耗、在遭到冲击时不会濒临瓦解,特别是当他们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而不能形成合力的时候。
 
  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严重的灾疫时,感染者的平凡生活完全被中断,甚至被终结;而那些没有被感染的幸运者的平凡生活也被打乱,遭遇诸多不便。疫情之下,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匮乏、恐惧乃至绝望中,平凡生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但是,可以就此断言我们的平凡生活将从此崩溃吗?我们将长期处于管控和普遍隔阂的战“疫”状态吗?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必须保持社交距离的“后疫情时代”而再也回不到从前吗?答案似乎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平凡生活的形成和持续,其实依赖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大众的普遍心理以及习俗的惯性定式等诸多因素。它们构成了平凡生活的韧性一面。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极端情况的冲击之后,我们的平凡生活是就此走向崩溃还是迎来复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韧性如何。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战“疫”过程,平凡生活的强大韧性已经在实践和思考中不断地表现出来。
 
  第一个表现是,借助既有生活中的经验和常识,我们仍有足够的力量和办法应对这场疫情。尽管在最开始的“遭遇战”时期,由于对新型病毒的不完全了解,再加上工作安排的混乱和医疗资源的挤兑,一时间手足无措,但随着后续医疗资源的支援和各方力量的整合,我们逐渐得以重整旗鼓。此时可供我们选用的办法仍然是人类用于应对流行病的传统办法:筛查、隔离、治疗;此时可以用于治疗的方案,也仍然是目前已有的手段和处方:核酸检测、抗生素、呼吸机;而此时我们能够提出的抗疫理念,也仍然是一代又一代人在保卫平凡生活时反复提及的理念:团结、合作、信任、责任、公正。可以说,它们都是此前已然积淀于我们生活之中从而构成平凡生活之基本要素的那些熟悉的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我们的习俗,我们凭借它们而生存和延续。正如波考克(J.G.APocock)所说:“习俗是经验的成果只有经验能够建立它,只有经验能够知道它是好的;承认它的心智经验,必然是以过去世世代代无数人的经验为基础,习俗本身便是这种经验的表达。”作为长期得到服从和遵守的社会要求或言行模式,习俗经验构成了平凡生活的核心。在应对这场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为其专门创造或使用大量超出既有生活习俗的不凡之物;相反,我们通过借助习俗经验所提供的东西而再一次证明了它们的有效性。
 
  第二种表现是,平凡生活具有的强大韧性已经使得我们在主观判断上向它有所偏倚。其实,作为身处疫情中的普通人,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所期待的后疫情生活,究竟是让原有生活方式恢复原状(restore),还是对它推倒重来(rebuild)?对于这个问题,无需查阅经典,也无需绞尽脑汁,只需反躬自问——难道我不是每天都在期盼疫情早点结束吗?难道我不是每天都希望生活赶紧回到正轨吗——我们便能意识到,大多数人仍会选择前者。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倾向性已然表明,我们本来所预期的就是平凡生活的再度回归,而不是就此崩盘,更不是推倒重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原有的生活方式早已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施加牵绊,它的强大韧性已经通过我们自己的主观活动表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毋宁说,这恰恰意味着我们迄今为止所拥有的那些构成平凡生活的东西(物质的、制度的、文化的),依然具有对于问题的解释能力和解决能力,依然具有对于我们的吸引力和指导性。正如一种生产关系在它尚未释放出自己对生产力的全部促进作用之前便总是有效的那样,在一种既有的生活模式所蕴含的那些针对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和解释能力被全部释放出来之前,在它遭遇严重挫败乃至彻底失败之前,也仍然拥有其强大的惯性与合理性。
 
  第三种表现是,平凡生活所具有的强大韧性,使得“后疫情时代”不大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今疫情虽然尚未平息,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展望和预测“后疫情时代”的与众不同和全然改变,仿佛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仿佛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分水岭甚或断裂谷。然而,这些看法或是伴随心态的悲观,或是源于知识的傲慢;它们低估了历史本身的连贯性及其漫长的演变机制,也低估了人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的态度和能动作用。其实,“后疫情时代”是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取决于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当下疫情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即我们的隔离和治疗措施是否及时;第二,未来疫情的发展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阻隔,即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是否到位;第三,疫情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是否具有深刻性和持久性,即我们的社交活动是否被极端压缩;第四,最根本地,疫情对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否具有基础性和全面性,即我们的生产活动是否遭遇革命性的变革。目前看来,关于这四个问题的答案几乎都不足以构成完全改变我们既有生活模式的内容。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有效控制,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也进展迅速。疫情虽然使我们不得不保持社交距离、减少聚集,但它并没有降低我们希望与他人交往、需要与他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社会层面的依赖性,更没有就此破坏家庭层面的基本生活:我们即便不能在同一空间聚会,也依然“云端”相聚;即便必须使用公勺公筷,也依然分享“共餐”。更重要的是,就目前可预见的情况而言,疫情也许促进了生物医药科技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但没有迹象表明它将催生生产力的全面变革乃至生产方式的整体改变。通过使用和加强现有的防护措施,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延续和恢复现有的生产活动。所以,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我们强调的是“复工复产”而不是“重起炉灶”。在这个意义上,既有的生活模式赋予我们的办法依然够用,现有的平凡生活不会就此崩盘,而更有可能的是在疫情之后重现生机。
 
04 余论:“平凡生活”中的伦理学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灾难,它损害了人们的健康,阻滞了社会的发展,干扰了我们的预期,打破了我们的平凡生活。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积极地应对这场灾难并且成功地战胜它,都必须首先承认它的消极意义及其严重后果。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局限于此。为了保卫我们的平凡生活在今后尽可能少受或不再遭受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巨大冲击,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展开双向反思:既反思我们的平凡生活,也反思我们的伦理知识。
 
  平凡生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平凡生活的脆弱,其症结在于普通人生活本身的实质和特征;但平凡生活的韧性,其根据也在于普通人生活本身的实质和特征。正如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salovey)在2020年耶鲁毕业致辞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之间深层次的连结和对彼此的需要成为了被传染病利用的弱点。但是,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在充满不确定的时期(实际上在任何时期),也是力量和活力的源泉ꎮ”因此,为了保卫我们的平凡生活尽可能少受或不再遭受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严重冲击,我们需要增强来自平凡生活内部的韧性力量。
 
  平凡生活自有其韧性。但是,这种韧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社会阶段上的程度大小,却取决于有识之士的努力。伦理学作为一种软约束,就是在为增强这种韧性做贡献,进而在此基础上提供更规范的生活目标。诚然,伦理学并不能够为我们的平凡生活提供“铜墙铁壁”(其学科特点和知识属性决定了它无法提供,也无须提供),但是,伦理学却能够为平凡生活提供丰富的“柔性韧带”。人类数千年的生活历程表明,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有这些韧带总比没这些韧带要好,这些韧带更坚韧总比这些韧带更脆弱要好。因此,伦理学的关键任务是要在灾疫和苦难到来之前的那些寻常日子里,不断地呐喊、呼吁、推介和论证,尽其所能地为平凡生活编织起更具韧性的防护网,弥补其脆弱的方面,使之更加坚韧,从而能够在平凡生活遭到威胁和冲击时,发挥其保卫平凡生活的功能与效用。只有真正理解平凡生活的内涵与特征,理解平凡生活对于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我们才能把伦理学还原成为一门真正的实践知识,使得伦理学能够在我们的平凡生活中复归其初心与本意。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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